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，许多中国人都纷纷前往苏联进行考察，甚至蒋介石也对苏联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表示高度赞赏。然而，徐志摩的苏联之行却并非如他所期待的那般愉快，反而让他看到了一个失去了光彩、变得苍白丑陋的苏联。
1925年3月，徐志摩途经苏联，并访问了多个地方和人物，之后他写下了《欧游漫录》，详细记录了自己在苏联的所见所感。刚开始，徐志摩与大多数中国青年一样，对苏联这个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充满了期待和憧憬。但很快，他就被眼前的现实所打击，发现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。
“随着我进入苏联的深处，我渐渐看到了人民的困苦。今天，我站在赤塔车站，看见许多褴褛的孩子，年龄从三四岁到五六岁不等，他们站在月台上向乘客讨要施舍，而不是以一种谦恭的态度，而是那种似乎手伸出来就绝不允许空着的眼神。他们不只是出现在车站，连车站的餐馆里也可以看到无数的男女，衣衫褴褛，他们似乎什么都不做，只是用死寂的眼神凝视着你面前的热汤和面包。他们的脸色并不凶狠，但显得十分阴沉，令人无法不产生疑问，苏联人民是否还知道什么是真正的自然和喜悦的笑容？”
展开剩余78%在参观了克里姆林宫后，徐志摩的失望情绪愈加强烈，他写道：“这里没有曾经的辉煌遗迹，只有被血染过的历史痕迹；这里没有光鲜的景象，只有破败的教堂；这里没有温暖的阳光，只有泥泞的街道；这里没有人性的喜悦，只有沉重的恐怖，黑暗，残酷的虚无。莫斯科，你集中展现了你破坏天才的所有威力，一只手拿着火种，另一只手握着杀戮的刀，完成你的任务吧，让千年后的子孙来这里朝拜，纪念你的不朽！”徐志摩眼中的苏联，仿佛已经失去了它曾经的文化和美好。
在此之前，徐志摩对苏俄的印象相当正面，尤其是通过托尔斯泰、契诃夫、屠格涅夫等伟大作家的作品，他对俄国充满了理想化的向往。然而，当他亲身来到苏联时，他感到这一切似乎完全改变了。“在这场革命的火海中，最早被烧掉的是俄国的过去，那些专制、贵族、奢华、堕落的旧社会，那些穿着长裙的贵妇人，驾着镶金马车的贵族，递烟斗的朝臣，以及身穿猎装的贵族子弟，都已消失殆尽。曾经在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的小说中出现的俄国社会全然消失，俄罗斯的文化也已荡然无存。”
为了更深入了解苏联的现状，徐志摩特地拜访了托尔斯泰的女儿，老太太告诉他，现在苏联已禁止销售托尔斯泰的书籍，屠格涅夫、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作家的作品也已无法购买。当徐志摩询问莫斯科还有哪些著名文学家时，老太太失望地回答：“他们都跑了，剩下的根本不值得一提。”
徐志摩还访问了一个著名的墓地，那里安葬了许多俄罗斯历史上著名的人物。然而，这些墓地大多数都遭到破坏。当他来到契诃夫的墓前，心情极为复杂，写道：“今天的俄国，今天的世界，如果他看到了这一切，是否还能微笑？”
更让徐志摩惊讶的是，苏联的教授们生活的极为困窘。他曾拜访过几位大学教授，原本应当拥有优越生活的他们，居住的地方狭小简陋，衣衫破旧，甚至连头发胡须都多年未曾修理。看上去就像街头的流浪汉，远没有他想象中的风范。
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，原本社会地位不高的服务员，却表现出一种极端高傲的态度。徐志摩在乘坐火车时遇到了一位乘务员，感觉她不像是来为乘客服务的，而是来管理乘客的。她总是一副居高临下的神态，讲话的语气很大，仿佛是在发号施令。如果有哪位乘客表现出不满，她立刻会加以训斥。
在徐志摩的眼中，苏联就像一个完全颠倒的世界。曾经令他向往的东西已经荡然无存，他所看到的，是一片失落与黑暗。1925年秋天，徐志摩担任《晨报副刊》的主编，发起了一场“苏俄仇友”的讨论，激起了广泛的反响，甚至连陈毅也参与了这场辩论。
1926年1月，年仅25岁的陈毅写了一篇《纪念列宁》，并寄给了《晨报副刊》，文章中提到：“徐先生不该责备共产党人铁的心肠和铁的手段，您不妨看看帝国主义和军阀们手中的武器，看看他们如何凭借贫苦的工农作为主力军推翻旧世界。列宁正是利用这一点，运用自己的天赋和马克思主义理论，创造了工人和农民联合的革命，正是这些奴隶翻身了。”
然而，徐志摩对陈毅的文章并不认同，他认为陈毅只是在盲目地崇拜一种不完全可靠的学理，并幻想着革命的美好背景。
事实上，徐志摩的根本问题在于，他出身于一个显赫的家庭，从小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，接触的多是上层社会的名流，与贫苦大众的生活完全无关。他以为世界应当是他所熟悉的那样，这也使得他在面对苏联的真实面貌时，自然产生了强烈的排斥心理。
从《欧游漫录》中的描述来看，徐志摩眼中的“俄国文化”，便是贵族的奢华与淫靡，是旧秩序的象征。他无法忍受这一切的消失，因为那是他熟知的世界。说到底，徐志摩不过是一个身处上层社会、生活奢靡的花花公子罢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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